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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张震:我在“文革”初期的磨难

    发布日期:2025-07-06 05:22    点击次数:140

    我在“文革”初期的磨难

    作者:张震

    “文革”爆发之际,我正担任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职务。

    对于毛主席所发起的“文革”,我与众多同仁一样,最初深感困惑。自1965年11月起,各类报刊接连刊登文章,对《海瑞罢官》、 “三家村”以及所谓的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进行批判,亦对所谓的“毒草”电影与小说口诛笔伐。我一度认为这些事件主要涉及地方学术和文艺领域,与军队的关联并不紧密。1966年4月下旬,华东局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,传达了关于罗瑞卿同志所谓“反党”的问题。我有幸参加了此次会议,内心感到难以置信。在我的记忆中,罗总长始终以忠诚之心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,且极具魄力和能力。

    在会议中,传达了毛主席近期发表的数篇谈话,其核心观点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严峻性,并倡导开展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。当时,我对毛主席的指示仅停留在字面上的粗浅理解,对问题的认识尚显模糊。回顾往昔,方才领悟到,这实际上是毛主席为了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,而对党内高级干部的一次预先警示。

    初夏的五月,应军委之命,我赴西北地区观摩我国第三次核试验。22日,在乌鲁木齐,我聆听了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发布的《通知》(亦称《五一六通知》)的传达。《通知》结语明确指出,类似赫鲁晓夫这般的人物,竟潜伏于我们身旁,各级党委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。我深刻感受到,这种表述与过往历次运动有所差异,其中暗含深意。参观临近尾声,与我同行的兰州军区副政委高维嵩表示,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盛情邀请我们在返回途中稍作停留于兰州。虽然我未曾踏足兰州,心向往之,然而面对国家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,我心中不免忧虑,最终还是决定尽快返回。

    5月27日,我重返南京,恰逢学院党委传达5月上旬于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。此次会议着重对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杨尚昆等人所谓的“反党错误”进行了批判,并随之暂停及撤销了他们的职务。《五一六通知》成为会议的核心文件。在院党委会议期间,我向王平政委汇报了核试验的相关情况,鉴于其为国家核心机密,我们两人是在闭门状态下进行的交流。期间,训练部的一名同志前来汇报工作,我们并未开门。然而,后来有人据此“揭发”,指责我们涉嫌“密谋”,这一事件成为了“文革”中的一条“罪状”。

    5月28日,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,由陈伯达任组长,康生任顾问,江青、张春桥等任副组长。6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题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的社论。同日,经 毛主席批准,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所谓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。紧接着,党中央又改组了北京市委。就这样,“文化大革命”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。

    ——学院并未追随社会上的喧嚣。在8月上旬,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,并正式通过了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,即众所周知的“十六条”。毛主席在会上亲自发表了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,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全面启动。然而,在这一时期,学院依然严格遵守军委和总部的指示,着重在干部与学员中开展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正面教育,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批示以及中央的相关文件,确保了学院内部没有出现任何过激的行为。

    ——学院并未广泛张贴大字报。运动初期,我们采取了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策略,对于是否撰写大字报,我们既不反对,也不积极倡导,而是静待上级的决策。直至8月16日,军委发布了《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》,明确要求军队院校也要开展“四大”活动,破除“四旧”。在执行这一《纪要》的过程中,学院党委对张贴大字报的行为制定了一些限制性措施,例如,仅限在指定地点张贴,观看者须为23级以上干部,并需出示相关凭证。此外,特别强调撰写大字报时需注意保密,内外有别,严禁上街等规定。即便地方造反派试图在学院制造混乱,广大师生依然坚定地支持院党委的领导。

    ——学院并未设定所谓的“重点斗争目标”。自《五一六通知》发布以来,总政治部指示各单位的党委应着重推进宣传、文化、报刊、院校、出版和科研部门的文化大革命。对于这些部门,应在普遍学习的基础上,对所有人员,包括领导干部在内,进行摸底和排队,从思想和组织上进行整顿,对那些混入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,必须进行全面批判。在党委研究如何执行这一指示时,考虑到刚刚完成整风运动,已迈过“清政治”阶段,再次进行“摸底排队”存在一定难度。因此,党委决定仅提出“对那些混入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,各级党委需切实摸清情况,上报院党委进行摸底排队”。实际上,这意味着在基层不再进行“摸底排队”,而在具体工作中,我们只要求在宣传、文化、科研和教研室等单位进行一次思想和组织的整顿,而不进行“摸底排队”。同时,学院党委委员和学院领导并未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。我们认为,对学院领导的“摸底排队”应由上级负责。至于部、系领导及其他干部的问题,部分已在整风运动中得到解决,无需再追溯旧账。

    ——教学筹备工作按部就班地推进。鉴于运动开展后,军委及总部尚未对学院招生事宜作出明确指示,学院常委的分工由我负责,确保开学准备工作万无一失。为此,我尽可能挤出时间,组织参与第13期教学的同志们总结教学改革经验,紧锣密鼓地进行学员招收的教学和物资准备,研究并确定学员班的干部人选,组织教员进行备课和试讲。有人因此批评我总是“心系教学”。当时,我确实是“身在运动,心在教学”。在招生问题上,军委和总部态度反复无常。起初,决定9月份照常招生,随后又改为推迟至10月份,紧接着又宣布取消招生任务,不久后,却又通知国庆节后接收学员,且人数高达3000多名。面对这样的变故,作为院长,我从未松懈过对教学准备的重视。直至10月7日,总部才最终明确——停止招生。

    总的来说,在那段时期,我们既积极投身于运动活动,又兼顾招生工作,学院的整体局面得以保持稳定,并未出现失控现象。对于这种局面,我感到相当满意。

    “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,必须彻底废除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桎梏,与地方院校保持一致,严格遵循十六条的规定进行,充分激发民主活力,广泛开展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。”文件明确指出:由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做法已“不再适应当前形势,应予以废止”,并要求“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产生文化革命小组、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,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”。

    对此,我和王平在思想上均存有疑虑,然而,依据组织原则,我们仍需坚决执行。会议结束后,我们一同返回南京。10月10日,学院党委召开了全体会议,传达了军委和总政的紧急指示精神。同日下午,学院党委组织了各单位代表参与的协商会议,王平政委与我共同宣布了中断院党委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领导。宣布完毕后,我们随即离开了会场。自此,学院各级党委陷入瘫痪,基层党组织亦停止了运作。随后,中央将这一《紧急指示》转发至全党,更大范围内引发了一场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的风潮,使得局势愈发混乱。

    在党委暂停对运动的领导后,政治部代表党组织与群众进行沟通协商,通过各单位推选出的代表,正式成立了军事学院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,通称“院文筹”。然而,学院内部部分不认同“院文筹”的工人与干部发起了反抗,他们冲击并控制了“院文筹”,将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员押送至北京,对其进行拘禁和虐待。正值严寒冬季,他们采取残酷手段,将人击昏后用冷水浇淋,导致这些同志至今仍遭受着严重的后遗症。与此同时,地方及军内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亦纷纷前往军事学院串联,张贴大字报,进行辩论,煽动情绪,试图开展所谓的联合行动。然而,学院大多数同志对此类行径表示强烈反感,响应者寥寥无几。造反派于是在外散布谣言,称军事学院为“顽固堡垒”,指责其运动开展得“文质彬彬”,并扬言要“砸开、冲垮”。

    在随后的日子里,我遍访学院各处,接受来自群众的批评与教育。我常思,身为学院的核心领导者,工作中难免会犯些错误或疏漏。把握这次机会深入群众,倾听他们的声音,接受他们的指正,无疑对提升我的工作作风大有裨益。我未曾乘坐汽车,亦未携带随行人员,而是选择骑自行车穿梭于各个单位之间。幸而我当时年近五十,身体状况尚可。尽管安保人员担忧我的安全,希望随行,但我婉拒了他们的好意,因为那样与群众交流起来颇为不便。自11月5日起,我先后向全院同仁进行了三次自我检查,重点检视了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思想认识不足、行动跟进不力的相关问题。我的自我批评,得到了学院大多数群众的谅解。对于毛*主*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尽管我并不完全理解,但亦无过多疑问,面对问题时,我总是倾向于往积极的一面去想。

    尽管党委对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的领导已告一段落,学院仍面临繁重的行政事务待处理。我的立场是:只要未遭遇“打倒”的命运,便应尽职尽责地管理。鉴于社会秩序的混乱,若学院出现问题,所受损失将不堪设想。在此期间,我多次主持行政会议,进行任务布置与工作检查。12月8日晚,南京军区紧急召开作战会议,通知我参与。会上,许世友司令员指出:地方上的造反派计划借纪念一二九运动之机,发动一场所谓的“新一二九运动”,这或许会冲击军事机关,因此要求各单位做好自卫准备。

    面临紧迫的形势,我迅速返回学院,即刻组织各部、系领导召开紧急会议,共同研讨应对策略。会议决定,增派若干人手严守校门,强化安全警戒。此外,我们决定将学院军械库的部分枪支发放给干部,以备自卫之需。为确保安全,枪支未配备子弹,并要求全体人员面对红卫兵的挑衅,坚持不还手、不还口的原则。当时,王平政委因身体原因正在休养,未能与会。次日,我特地向他进行了详细汇报,并已向军委和总政治部进行了报告,履行了必要的备案手续。

    我们的行动激怒了造反派中的部分人士。当时,清华大学的造反派领头人蒯大富正在南京挑起事端。他接连两次前往军事学院,发表所谓“演说”,对发放武器和加强警戒的措施提出质疑。我们对此置之不理。一个普通的地方大学生,有何资格在军事学院评头论足、指手画脚!数日后,见社会上并未因此掀起波澜,我便下令机关恢复了日常的警卫模式。

    原本以为此事已然平息,却不料在12月25日晚,接到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电话,对方指出军事学院加强警戒之举实为戒严,认为这是阻碍群众运动的行为,因此判定此举全然错误。紧接着,两天后北京方面转来了蒯大富的投诉信,要求我对情况作出解释。显然,事情已经变得愈发复杂。

    1967年新年的钟声敲响后不久,我继续接受着来自群众组织的批判。4日晚,我忽然收到了军委的紧急通知,要求我立刻前往北京参加一场会议。翌日,我即刻前往军区总医院探望了病中的王政委,并与他商讨了如何向军委进行汇报的最佳策略。我们经过一番深思熟虑,觉得直言不讳恐遭上级反感,而编造谎言又非我们所能。最终,我们决定还是选择如实汇报。1月6日,我抵达北京,并入住京西宾馆。

    本次会议的名称略显生硬,称作“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”。与会者包括军委、三总部的相关领导,以及全军各主要单位和军委直属院校的负责同志,总计45位。会议由徐向前、聂荣臻和叶剑英三位元帅共同主持,议题聚焦于探讨军队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的问题。徐帅同时担任新成立的军队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。

    抵达北京的前夕,张春桥、王洪文等人在上海掀起了所谓的“一月革命”的风暴。在这个时刻,全军各大单位的主要领导汇聚一堂,最热议的话题便是对社会混乱现状的不满,以及对军队可能陷入混乱的担忧——毕竟,这样的苗头和征兆已然显现。会下的情绪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会议本身。在汇报过程中,大家纷纷提出这些问题,并期待军委能够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会上,总政要求我对军事学院所实施的所谓“戒严”情况进行说明。我如实汇报了真实情况,他们便不再深究此事。

    会议初期,出现了一则意外。不久前,我发现几位同志缺席。经询问,才了解到他们被林彪召集去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。西藏军区陈明义副司令员向我透露了会议内容,并出示了他的记录。会上,林彪对彭总、贺总进行了无端的指责,称他们为“兵痞”和“土匪”,指责他们是“大阴谋家”和“凶狠的杀手”。林彪还提及了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的历史纠纷,并点名批评了红三军团的一些干部。他还提到彭德怀原名彭得华,暗示他有篡位野心。这让我预感到,在此次运动中,我可能难以幸免。

    就在我百思不解、十分苦闷的时候,又传来了新的噩耗。一天,粟裕同志来到我住的房间,沉痛地告诉我,东海舰队司令员,陶勇同志去世了,死在一口井里,是他人谋害推下去的,还是在那种野蛮的批斗下,一念之差,出此下策,尚不得知。我听后,悲痛地哭了。在当时的情势下,粟裕同志劝我不要太感情用事,但我还是止不住自己的泪水。会议期间,周恩来总理和几位老帅分别作了重要指示。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、关锋等也到会讲话。能够听出来,虽然都表示拥护“文化大革命”,但着重点明显不同。简单地说,前者侧重保持稳定,后者侧重放手发动。

    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,我们几乎每日都能听闻军事机关遭遇冲击的消息。听闻这些,众人的心情愈发焦虑。那几日,每当我们相聚,谈论的几乎都是这一话题,言语间不自觉地流露出激动的情绪。我们不禁怀疑,毛主席是否洞悉了社会的实际情况,因此纷纷呼吁毛主席能够亲自接见我们。

    “我们坐在下面,更能倾听讲话,岂不更好?”

    毛主席曾言:“你们必须坚定地站在革命左派的阵营中,如同戏台上亮相一般,鲜明表态。有些同志误入保守派阵营,务必转变立场,站在正确的这边。”他特别赞扬了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,称赞他敢于会见两派群众,其家庭亦因此保持安宁。

    随后,毛泽东主席进一步阐述了支持革命左派观点的重要性,随后他询问众人是否还有疑问。此时,许世友挺身而出,表示疑惑:“戴高帽子本是针对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,为何现在连我们自己也受到这样的对待?多年来我们一直跟随毛主席,如今却被当作地主一样对待,这让我感到难以理解!”

    毛主席以其独到的幽默感,与许世友开起了玩笑:“瞧你这样,不化妆简直就像那猛张飞。”他接过话茬继续说:“他们把我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里提到的做法给用上了。戴高帽子、打翻在地,甚至还要踩上一脚,这原本是用来对付那些土豪劣绅的。可如今,动不动就戴高帽子、搞喷气式,这种行为实在不妥。你们不便开口,那就让中央文革来表态。同样的话,我说可以,你们说就不行。”

    最终,毛主席强调,务必保持团结,始终以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。我们这些人若不能维护团结,那将何以自处。我们必须倡导大集体主义,摒弃狭隘的小团体主义。无论对方是否熟悉,是否曾有过反对,只要他愿意为事业贡献力量,我们就应当团结一致。过去,虽有人曾对我持有异议,但他们误判了,对此我深表感激,因为他们促使我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。

    会议结束后,众人带着轻松的心情重返京西宾馆,心中预期毛主席的讲话将稳定局势。然而,当晚甘渭汉同志便接到从成都打来的电话,告知家中已被造反派所占。此后,接连不断有关于其他领导同志遭受造反派批斗的消息传来。

    军事学院的造反派按捺不住焦急,竟两次派人赴京,甚至送来一顶象征性的高帽,限期我即刻返回接受审查。我耐心解释,指出军委正在召开会议,会议结束后我将立即返回,向群众阐明自己的“问题”。军委办公厅的同志也介入此事,进行调解。然而,他们依旧充耳不闻,威胁如果不从,便将采取强制措施。

    在楼下的接待室,我接待了来自军事学院的造反派,并重申了情况。他们可能察觉到双方人数势均力敌,因此未敢采取行动。许世友听闻此事后,主动询问我:“你带了几个随从、几支枪?”我不知他有何意图,便如实回答:“带了两人和两把枪。”许世友听后,欣然表示:“我这边也有三人三枪,会一同保护你。”这样一来,造反派便不敢轻易对我下手了。

    昔日,会议场合尚可携带枪械。许世友将军深恐造反派会对京西宾馆发起冲击,遂命我将随行人员交由他指挥调度,并令我与皮定均将军共同负责守护楼梯口,严守宾馆的第12层,一旦遭遇冲击即行自卫。许司令员的良苦用心,我自是心领神会,然而内心却不禁思忖:若真如其所言,局势恐怕会更加复杂,后果亦难以预料。众人纷纷劝告许司令员保持冷静,处理此事,更有同仁向中央提交了报告。周总理也特地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。

    本次军委扩大碰头会历时一个多月,在春节前夕圆满落幕,与会人员纷纷踏上归途。在会上,众多大军区领导对我表示了深切关怀,并纷纷为我出谋划策。杨得志将军劝我前往济南欢度佳节,称彼处相对安全。许世友将军则告诫我,军事学院的造反派行事蛮横无理,劝我暂缓返回南京;若情况不允,他愿意陪同我前往无锡,若依旧不行,便建议我返回大别山。此外,许司令员还特地联系了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,恳请他带我至厦门暂避一时,并信誓旦旦地表示,三个月后一切都将恢复平静。

    我深知此刻不宜外出,唯有返回军事学院。我婉拒了众人的好意,声称“问心无愧,无需畏惧南京之行”。2月8日,我搭乘飞机返回南京。飞机一着陆,军事学院的造反派便迅速围上来,将我强行带走。当晚,他们剥夺了我的领章和帽徽,将我置于凳子上施行“喷气式”惩罚,并不断追问为何实施“戒严”。

    这一阶段持续了一个月,我的日记本遭到没收,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日记写作习惯被迫戛然而止。紧接着,我的腰部遭受重创,生活自理变得举步维艰。无奈之下,他们只得将我送回家中休养。尽管如此,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,我的伤势并未明显好转。到了四月初,我不得不住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。在此背景下,军事学院内逐步形成了两股对立的组织势力,派性争斗愈发激烈。

    26日上午,学院内部分成员前往军区总医院,要求我返回学院参与批判活动。我以身体状况不佳,无法起身为由婉拒了他们的请求。对方却强调即便身受重伤也应坚守岗位,甚至提出即便乘坐担架也要返回。尽管医生出面进行劝阻,但他们依然不为所动。到了28日,他们不顾我的意愿,强行将我“转移”至另一医院,并最终将我用车送回学院,把我安置在教室内的一间狭小的房间内。

    在30日的清晨,一位医生递给我一杯牛奶。饮下不久,便感觉身体不适,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腹胀与呕吐。他们恐怕承担后果,遂于当日将我送回军区总医院。自此,我连续数月饱受呕吐之苦,不论尝试何种药物,均未能缓解,生命只能依靠输液维系。我时常感到身体冰凉,即便是在五六月间,亦需身着棉衣,身体虚弱至极。

    我的讲稿中可能存在不少不足与错误,但指责其为“借红旗之旗反红旗”则是混淆黑白,我坚决不能接受。在学院的工作中,我始终坚持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,深入理解其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的理念、观点与方法。我认为,这并无任何过错,我始终如此认为。

    “摄于彭总起义处”。不幸的是,造反派抄家时发现了这张照片,视为珍宝,对我质问为何在1960年仍称彭德怀为“彭总”。我辩称彭德怀身为共产党员,中央始终以“同志”称呼。他们对此无言以对。正因为此事,1975年为我平反时,留下了一丝遗憾。随后,造反派归还了被抄走的影集,却唯独少了这张照片,其下落不明。

    二是1961年,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负责编纂《平江革命斗争史》,并成立了编委会,收录了平江籍军队中担任大校及以上职务的军官以及地方上省、部级及以上的干部名单。总计70余人,我亦位列其中,实则仅挂名而已,并未参与实际工作。然而,造反派却声称此书旨在为彭德怀“平反”。

    三是,在1957年12月,我撰写了《我的良师益友彭雪枫同志》一文,借此再次倾诉对已故老领导、老战友的深切怀念。鉴于彭雪枫同志曾长期服务于红三军团,造反派便将他同彭德怀、黄克诚相提并论。坦白而言,对于前两条所谓的“罪状”,我并未过分介意,然而第三条,却实实在在地刺痛了我的心灵。竟有人为了陷害我,将已为国家献出生命的彭雪枫同志重新搬上舞台,污蔑其名誉,此行为实在令人费解。

    在1967年9月,我向周恩来总理亲笔撰写了一封详尽的信件,其中阐述了我对彭雪枫同志历史功绩与不足的认识,并坚信他坚定地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我恳请中央对此给予回应。当时,我深知总理面临重重困难,但若非向总理求助,我又能向谁求助呢?后来得知,在林彪、江青等人干扰以及长期繁重工作压力下,总理不幸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,以至于连签署文件都变得异常艰难。若我早些知晓这一情况,无论如何也不会忍心给他带来额外的困扰。

    第三大“指控”,便是所谓“在文革期间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的说法。有人指责我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缺乏深刻理解,以及在运动领导方面存在不足。对于这些指责,我并未予以否认。

    外训系需坚持正面教育,严禁实行“四大”,并与军事学院断绝联系,相关工作由南京军区直接负责管理。

    据此要求,我着手设立了军事学院外训临时党委,并经军委批准,担任了党委书记一职。在我仍保有行动自由期间,常至外训系巡视,对教学状况进行一番检查。自被拘禁起,具体事务则由外训系及外训办公室的徐舫艇等同事负责处理。政治部副主任陈煐负责外训事务,亦倾注了大量心力。特别是外训系经过数年训练,已具备一定的基础,负责外训任务的杜夫、王湜两位同志责任心昭著,能够排除万难,确保外训任务的顺利完成。在“文革”初期那段混乱的时局中,这无疑是一桩令人欣慰的成就。

    那年的夏日,部分外籍留学生亦受到我国国内形势的波及,纷纷萌生了参与“革命”的念头。面对这一棘手问题,学院并无定夺之权。我急忙拨通了叶帅的电话,恳请前往北京进行汇报,并就学院的外事培训工作进行请示,最终得到了批准。

    8月27日,我与学院外训办公室的同事们一同抵达北京,入住京西宾馆,静候向军委办事组进行汇报。起初,他们曾承诺将安排一场会议,以便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。然而,到了会议当天,当我携带着汇报材料抵达会场时,机关的同志却告知我,此次会议不再包含此议题。此后,日子一天天过去,再无人对此事予以关注。

    面对无奈之境,我再次拨通了叶帅的电话,直接向他请示。叶帅叮嘱我道:“切勿返回南京,就在京西宾馆暂住。”京西宾馆被誉为干部的“避风港”,驻足于此相对更为安全。若身体不适,可前往301医院就诊,健康才是首要。那些人毫无道理可讲。我对叶帅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,内心倍感温暖。他所说的“那些人”,我自然明白指的是何方神圣。

    我在北京进行工作汇报时,未能遇见军委办事组的几位成员。偶然间,在京城西郊的一家宾馆电梯内与他们不期而遇。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作会等,我们过去都是熟人,有的曾是同窗,有的曾共事,但此刻他们却面无表情,仿佛陌生人一般。我也没有主动搭话。双方在沉默中对峙了数十秒。虽然这一刻很短,却给我的记忆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用那时的流行语来说,真是“是否亲近,全看路线”。之后,总参的一位副总长在深夜打电话过来,语气严厉地质问:“谁让你来北京的?立即回去!”我也情绪激动,用同样严厉的语气回应:“是叶帅让我来的,你不配管!”

    “滚滚长江水,巍巍紫金山。昔日龙虎地,今只隔江观。”这字里行间,无不透露出我内心的无奈与感慨。

    在我被揪斗的时候,王平政委的处境更为困难。9月16日,中央军委电告军事学院,说王平是“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泽东思想,彭黄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和假党员”,并决定对他停职反省。对此,我感到很难理解,但在当时的形势下,也做过违心的“表态”,至今仍为憾事。

    我与王平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“文革”时期,我们时常促膝长谈,分享彼此的思想,观点出奇地吻合。记得有一次,他来我家商讨工作事宜,在我送他出门之际,我不禁脱口而出:“我们如同风雨中的扁舟啊!”此言因触动心灵深处,我特地将其记录在当天的日记中。“文革”的岁月里,面对困境,我们总是相互扶持,彼此慰藉。

    王平因病住院做了手术,可造反派还要去干扰他。为了让他安稳治病、尽快恢复,5月13日我给军委叶副主席、总政萧华主任发去急电,报告王平的病情:“军区总院认为,至少尚须全休3至4个月,最好到外地治疗。”17日,总政复电:“同意王平同志全休疗养。”21日,叶帅也给军事学院党委并南京军区党委发来急电:“王平同志因病刚做过手术,根据他的病情,尚须恢复一个时期。请你们转告军事学院各战斗组织,待王平同志病情好转后,再去听取大家对他的批评和意见。”这样,使他得到了治疗、休养的条件。

    1967年11月下旬,我回到学院,立即被一派群众组织“看管”起来,住在汽车连的简陋平房里,继续接受“审查”。

    另一派为了直接批斗我,精心策划了一个劫持行动。1968年5月22日清晨,他们趁我上厕所,突然用绳子套住我的脖子,强行将我从两米多高的围墙吊拉过去。我顿时昏死过去,好大一会儿才苏醒过来。随后,他们又将我在地上拖、拉几十米,还用铁棍猛打,致使全身多处出血,沾满衣裤。在随后的批斗过程中,有人用鞋打我的脸,用脚踢我的腰,还有人揪着我的头发,搞“喷气式”。这件事,轰动了全院。

    在生命没有保障的危急情况下,龄松派二儿子连阳带着血衣,直奔北京,找到老首长粟裕的办公室,虽然被秘书挡驾,未能见到粟总,但他知道后,马上向总理办公室报告了情况。周总理立即给许世友打了电话。许司令员派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吴大胜到学院传达周总理的指示,要求他们“注意张震的安全,不能再发生问题”。

    在南京军区的安排下,我又住进了军区总医院。医生看到我脖子上深深的麻绳印记,气愤地说:“太野蛮啦!”从5月26日起,我又连续呕吐,10多天不能进食。如果没有上级的关心,我恐怕难有今天。

    1975年,我调到北京工作。粟裕夫妇请我和龄松吃饭。席间,谈到连阳带血衣来北京一事,粟裕说:当时秘书没有及时给他讲。他得知后,狠狠地批评了秘书一顿,并马上报告了总理办公室。“

    文革”以来,我连遭不幸,在逆境中更使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。龄松时时为我担心,经常安慰我,相信我能够度过这一“难关”。5月22日的事件发生后,她毅然派连阳到北京反映情况,使我得到周总理的保护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而当时她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,经常被派去下乡,后来还被下放到“五七干校”劳动。

    大儿子小阳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。他经常写信、打电话,表示坚信自己的父亲是革命的。在南京的几个孩子,连阳上大学,海阳在高中,宁阳、燕阳读初中。在我被“关押”时,只要条件许可,他们就陪伴着我,照顾我的起居生活。地点变化的时候,海阳经常跟在我身旁,连阳在外保持联络,把我的情况及时告诉家中。所有这一切,都增添了我的勇气和信心。

    在“文革”最困难的时候,许多老战友不顾个人安危,奋力保护我,关照我的家庭,如南京军区的刘先胜、陈子贞夫妇,方中铎、张蓉夫妇,谢胜坤、路慧明夫妇,还有军事学院的雷绍康、陈方黎夫妇等。1968年春季征兵,宁阳来看我,并说想参军。在被“关押”的房子里,我给南京军区装甲兵萧永银司令员、谢云晖政委写了个纸条,他们很快就满足了宁阳的愿望。“文革”中,还有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志,也给了我许多支持和帮助。每想起这些,感激之情,油然而生。

    从医院出来后,依然要挨批斗,接受审查,不能回家。我常常回想起“文革”以来的种种情况,百思不得其解。已经动荡两年多了,许多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领导、老干部被打倒,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;许多地方党委、政府工作瘫痪,社会秩序失控,一片混乱;工农业生产不能正常进行……渐渐地,我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产生了疑问:这样搞法,行吗?

    1968年8月,军委办事组决定:对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,由南京军区派六十军的少数干部、战士执行。此前,由地方派来的工宣队已经进驻学院。这样,军管会、工宣队就共同负责对我的审查。12月26日,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,对我的审查仍在继续进行。

    1969年2月,军委办事组决定撤销军事学院。消息很快在全院传开,弄得人心惶惶。当时,学院有句话,叫做“活宝没人要,死宝有人抢”。所谓“活宝”,是指从刘帅起,精心培育起来的一支优秀的教研队伍和干部队伍。学院撤销后,他们大都没有得到公正对待,自然也得不到正常使用。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后,我和王平政委联名给军委写信,引起了军委的重视,才逐步得以解决。但许多教研人员工作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,实在是不小的损失。

    所谓“死宝”,是指学院大量的物资、装备。学院撤销后,教研人员呕心沥血编写的教材、资料散失殆尽。全院同志艰苦创业、勤俭节约购置的教学设备和器材,均遭到严重破坏。有的人为了要樟木箱子,把里面的档案、资料一捆捆地扔掉,实在可惜。看到自己学习、工作多年的学院落到了这种境地,愤慨万分而又无力挽回。这笔账,也要记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头上。

    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,使军事学院遭受了一场浩劫。这所由刘伯承元帅亲手创建、曾为我军培养了近万名高中级指挥干部、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我军高等学府,从此不复存在,损失难以估量!